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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天下”的奠基礼 - 闲云野鹤一忽悠的日志

2018-05-29 11:10 点击:
“党天下”的奠基礼 - 闲云野鹤一忽悠的日志
——中共建政初期的三大运动 中共政治:见光死 有些东西是说不得的。像对阿Q,你何必一定要在他面前说什么“癞痢头”、“光”等敏感词汇,涉嫌影射其“光辉形象”?乖巧人自然不会如此自讨无趣。他们当然也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忌讳——1949年之后它祸国殃民的历史。特别是两个大“黑洞”:毛时期(1949-76)与六四及倒退期(1989-92),更是讳莫如深。曾闻紫禁城传出旨曰:一众官员,(言禁要)“守土有责”。而邓大人也有话在先,恳请天下,免开尊口,“团结一致向前看”云云。于是,当代中国的身后,顿成黑洞。那阴暗中颙颙的鬼魅幽灵,时不时游荡出来,强拉中国倒退,坠入黑洞之中。 众所周知,中共官场里,有一句熟语,叫“见光死”,系指官场内那些暗盘交易,精心预谋,人事筹划……,一旦提前被曝光,必归失败。 这是中国政界的特色,可放诸中共的方方面面而皆准。譬如,考诸中共的暗夜历史,其最大的“软肋”,也正在于此——“见光死”。 人们或问,何以时有“毛热”?毛幽灵何以时时捣乱?盖因毛时代的脓疮已经被黑暗包裹了起来。在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国,毛的大部分罪行都被强行隐没到了黑幕背后。假冒太阳的毛泽东,由于缺乏真正阳光的直射,作为一个假神,还在天安门城楼和人民币币面上施展君威。因此,在中国政治中输入阳光,是当务之急。倘若缺乏这关键的一环,毛就不可能有客观的历史定位,对冤死于受难于毛时代的七千多万同胞就无法交代,也对中国现代史欠下了不可拖欠的心债,而中国的进入世界主流就将遇到难以逾越的屏障。 一旦那些历史事实充分曝光了,被广泛而自由地辩论了,那段历史才算真正“死亡”,进入坟墓;才不会如幽灵一样,随时出游,干扰我们生活的进程。譬如,当今的俄国与德国,人们是不会担心斯大林、希特勒的幽灵会浮出水面,来扰乱政治秩序的。 前苏联时代全民以及东欧各国对斯大林时代长期的揭露,是柏林墙倒塌的最深厚的动力,也是当前政经秩序的合法性奠基石。 有鉴于此,必须使毛及其“毛时代”“见光死”。这需要从它的根部刨起,让它们公诸于世,曝光天日,纤毫毕露。 在海外,人们对“文革”、对“反右”,已经有了一些重要的揭示和反思;真相逐步澄明,实质逐渐披露。然而,中共建政之初,仍是一大片未经开垦的处女地。那里的状况,仍是浓雾弥漫,鬼影瘇瘇,至今还有人为其辩护。因此,洞穿真相的阳光,需要一步步倒溯照射上去,贯通那幽暗深邃的隧道。 极权主义的研究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说得好:“能够使大众政治化的,不是政党而是运动”。 毛泽东深谙此道。他在窃取神器后,其统治方式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以“运动”来巩固政权,建立大众效忠机制。中共建政的最初三年,在国内有“三大运动”,即:1)土改2)镇反与肃反3)三反五反。它们预示了其后统治的基本特征。 这三大运动,一个着眼于农村的土地和财产制度,一个着眼于对原政权人员以及政敌的政策,一个着眼于城市工商业者,毛以国家暴力为后盾,三管齐下,形成了某种定于一尊的肃杀气氛,奠定了中共极权统治的基础。它们以蔑视法治、侵犯人权(财产权与生命权)为特征,是典型的反宪政运动。 简言之,这三场运动,是中共确立起“党天下”统治的奠基礼。 土地改革 我们先看看“土改”。它是土地改革的简称,是建政初年中共在农村推行的运动。 其实,中共自创党以来,土地改革即为其中心政策。只要占有地盘必实行“土改”,在江西苏区时期便是如此。一九二九年秋毛泽东写过一首词《清平乐》,最后两句:“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就是描写土改的。 共产党夺得政权后,土改的目的是给所有农村人口划分阶级地位,除了意识形态的要求外,主要是为了分而治之,便于统治。其基本目标是,打倒地主富农,让贫雇农翻身。中共派工作队进入农村,组织农民去斗争地主,消灭地主。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群众控诉,公开审判,随意处死,造成一片恐怖气氛。大陆有两千多县,照陶铸在广东订下的原则“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每县平均死五千人不是夸大。依各种不同的估算,死人应在几百万至一千万之间。中共在土改时期所用的残酷手法,今日六十岁以下的人听来都很难相信,甚至以为是天方夜谭。但确实大量的材料和亲见亲闻之事实,证实了那种残忍与血腥。本来土地改革只要通过有价收购的和平手段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也就完了。台湾实行的三七五减租进一步将土地分配给自耕农,未流一滴血便完成土地改革。中共不是,中共实行土改,其前提是侵犯和否定原有的财产权,并把财产拥有者视作罪人,是彻底剥夺地主富农的人格尊严乃至生命。 当时为了杀人,每一地区凡是有田地的农民在地方稍有声望的土绅,皆被定为“霸”,在必杀之列,“霸”又分三类:一种横行乡里欺压良善的是“恶霸”;一种专作好事如香港一些善长仁翁经常捐款行善的如赈济大陆水灾,捐款办学校,这种人是善人,应该没有问题,中共都定名为“善霸”;一种是安分守己做人,独善其身,好事坏事皆不作,中共称之为“不霸”。但“三霸”都是同一罪行,皆当场处死。土改期间最拿手好戏是斗争会。在每一个乡村、集镇集合全体百姓斗争中共所架出来的地主,要老百姓指出这个地主曾经剥削、侵吞了他们的财产,但老百姓实在说不出曾被地主剥削了什么?有一件典型事件当时传遍北方各省,一个老百姓被共产党干部逼急了,说了一句:“那年他吃了我一个鸡蛋没有给钱。”行了,那位干部抓住这项证据,当众算帐,这一个鸡蛋可以孵出小鸡,这只小鸡大了生出多少蛋,蛋又孵出多少鸡,就这样鸡生蛋,蛋生鸡,一笔账算了十年,地主全副家产赔出,全家空手离家,行时还要打扫干净等候“人民接收”,这便是传诵全国的“扫地出门”。光是土改不能杀人,于是在进行土改运动时,发动斗争会,事先选定被斗的目标,捏造一些莫名其妙的故事便成了罪状,然后干部向台下问:“这个人该办什么罪?”下面安排好的干部大喊:“该杀”。于是便即刻枪杀或当场打死。出头斗争的无知青年想不到会有这样结果,所斗死的人皆是邻里亲戚,有些地方甚至发动兄弟相斗,儿子斗老子。 同时,土改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内战时期还成为招兵的重要手段。因为被斗的人遇害以后,斗人的“英雄”便成了过街老鼠,千夫所指。到了国军进剿,共军撤退,这些人就只有“参军”死心塌地跟着共军去当炮灰。所以当时中共干部中流行一种口号“后方不斗争,前方没有兵。”共产党这种办法十足是水浒传逼上梁上的翻版。 有人或许会说,土改诚然是用政权力量侵犯了地主、富农的财产权,然而在客观上,它毕竟达成了某种“平均地权”的效果,使大多数农民有了自己私有的土地,这一成绩不应抹杀吧?但是,稍安勿躁,请看看几年后的真实结果再评论不迟:不出几年,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在政治强力的裹挟下卷地而来,农民的土地悉数化为乌有。请问,如今,农民的地契安在哉?所有土地,统统集中到了一个最大的地主——政府手中。真正彻底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先是,用暴力抢掠私人土地与财产,名义上分发给其他私人,然后,又统统拿回土地至一家手中独占。此种土地的极端集中甚至写进了宪法。这哪里有半点历史的正义可言!人或曰,台湾等地不也搞过土改吗?且慢。正如前述,彼土改非此土改也!那里是花钱买地再分,或实施减租;这里是暴力抢掠。鱼目绝不可混珠。 要言之,中共在其建政初年的“土改”,是一次大规模侵犯人权、特别是财产权和生命权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为后来中共侵犯人权的一系列运动开启了先河。 镇反肃反运动 中共建政初期的第二大运动就是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它更是一场连最低标准的司法程序都缺乏的大规模人权侵犯。而肃反,则是指一九五五年七月至一九五七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是对镇反的补充和查漏。因镇反是其主干,这里主要论及镇反。 对于镇反,中共的正式说法是从一九五○年“双十指示”开始,到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结束,长达三年。其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张旗鼓而迅速捕杀,第二阶段是五一年五月收缩范围,第三阶段则是五二年的深入调查。镇压的对象是所谓五个方面: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俗称“社会上的反革命”。镇压的手段是“杀关管”三个字,即处决一批、判刑一批、管制一批。无可否认,五方面对象中是有一些恶霸和以流血暴力反抗新政权的份子,但更多的是所谓“反动党团骨干”等并无现行反抗活动的份子。即,原来政权的官员,主要是中低级官员。中共镇压的反革命是国民政府县长以下到甲长为止的公教人员。反之,大官可以作为“统战标本”,省主席、厅长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杀,反而给予一个“政协委员”或某代表的名义,以诱惑在海外的国民党大官来归。中共这笔账算得很精,所有省主席、厅长、主任委员之类高高在上,在甚层没有半点实力,留着他们无害。反之,甚层力量控制在县长以下的区、乡、保、甲长手上,所以对这一阶层非杀不可。有些军公教人员已经被中共判过刑,三年、五年劳改,也都安份接受改造,此时不说任何理由,一律重审,即时枪杀。究竟镇压了多少人?中共公布到一九五二年底,消灭的“反革命份子”是二百四十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军公教人员最少在五百万人以上。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透露“过去杀关管二、三百万是非常必要的”,当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透露过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五年有四百万人被处死(这当然不只是镇反的杀人数)。国外的估计则数百万到两千万都有。美国专家倾向于有二百多万人。 大规模的滥杀行为是该运动的最大弊端。当时,借助抗美援朝所形成的类似战时气氛,只要当地领导人点头,“群众”说该杀,或现场负责人认为该杀,就格杀勿论。那个时代活过来的人都记得每个县都有杀人场,三天两头开完大会,就成批地拉去枪决。被镇压者中很多只具敌对阵营身份,而无敌对行为,他们实际上处于“俘虏”地位。镇压他们,是一种阶级报复心理表现。红色政权要向全社会显示暴力专政的淫威,制造有利于统治的恐怖环境。 中共宣传说镇反中杀的是民愤极大的恶霸。这种人不能说没有。但是,依靠群众狂热镇反,网顾法治,弊端很多,后果严重。 1)所谓群众镇反,实质仍是中共镇反。中共定了目标,宣传机器一宣传,群众一哄而上,实际上是利用群众肃清政敌的手段而已。2)以法治观点看,任何罪犯的处理,都是极为专业的工作,绝非群众运动可为。3)所谓镇压反革命,实质乃是一块国共斗争的挡箭牌,以人民的名义报党派之私仇。中共也许只有一个辩护角度可以迷惑一些人:五十年代初的镇反,属于革命暴风雨时期的行为,过火之处在所难免。但是,事实上,镇反时期,中共政权及社会安定并无明显危机,肃清土匪恶霸及残余敌对活动都在有效地进行(五○年至五二年中共以一百三十九个师兵力,消灭土匪二百七十万人)。 因此,到1957年鸣放时,很多人再也按捺不住,对镇反肃反进行了尖锐质疑。如,沈阳师范学院两位青年干部张百生、黄振旅联名在《沈阳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镇反和肃反都是企图用暴力维护革命果实。这同我国著名的‘爱民如子’、‘以德立国’、‘以法治国’的传统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民盟湖南省负人杜迈之认为“肃反是全国性的错误”,是“专政专到人民头上来了”,主张成立“肃反善后委员会”。民盟湖北主任委员、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则斥责中共搞的肃反,“把发牢骚的,就认为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这是一种杀人逻辑。”清华大学学生组织的“庶民社”,在其油印的《庶民报》中鸣放道:“发动群众搞肃反是没人权,没宪法,没常伦。”提议对肃反中积极参与的人“追查责任,以法律制裁”。 事实上,罗隆基先生在1957年关于建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主要就是针对镇反肃反中存在的大量的冤假错案而提的。不料,这位力主平反冤案的自由派斗士,竟然自身难保,也被织入天大冤案的历史悲剧之中了。这一事实,凸现了该政的超出人们想象力的野蛮与残酷。 中共发动大规模群众镇反肃反运动,涉及的乃是它漫长征途中一个根本性问题,造反导致内战的成功令他们迷信群众动员之力,从不知法治何物。不言而喻,由于镇反模式被毛定为一尊,其后在城市地区发展的一系列“阶级斗争”更趋恶化,从而使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严重地恶化了。 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是中共建政初期的第三大运动。它们本来是两个运动。后来人们因为两件事发生在同一时期,又有密切关系,所以算成一个运动。 所谓“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它本来是针对共产党干部队伍的,是希望在执政初期建立一个自己的行政系统。过去的旧官僚系统显然不能相信,旧人不能掌权,必须从重要岗位上拉下来,换上中共自己的人,从而使行政系统彻底中共化。 但是,大批中共的干部们过去在山沟里苦了几十年,出生入死,这下进城当了官,接触了花花世界,眼界大开,思想顿时彻底改变,觉得天下是老子拼命打下来的,享受也是应该的,于是吃喝玩耍尽情享乐。同时,大批大批地把过去的结发妻子-“黄脸婆”休掉,换上洋学生“爱人”,人称“换妻运动”。更要命的是不择手段弄钱,竟然染上毒瘾。其中最著名的是天津市委书记张子善,市长刘青山,两人不但吃喝嫖赌玩女人,而且都成了鸦片烟鬼。当时的天津在中共编制尚不是首级“特别市”,是“地委级”的市,虽然如此,张、刘两人的地位也等于国民政府时的“行政督察专员”。由于天津密连北平,很快传给毛泽东知道,毛想,这还得了,这不重复当年李自成进京的故事了!于是亲自下令将两人枪决。由张子善、刘青山两人事件,毛泽东下令展开“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完全是针对共产党干部。而当时也确实有一部份干部被判了罪。 但是搞“三反”过了一段时间后,毛泽东忽然想起这些犯法干部在农村工作时很干净,为什么一进都市变了质,原来是受了资本家的毒,归根究底罪在资本家,所以一定要清资本家的毒素。于是他在1952年五月二十六日提出了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1953年二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开,很快掀起高潮,其中自以上海为第一目标,为害最烈,上海商人得祸也最惨。中共作家周而复写的小说《上海的早晨》就是描写这场运动的。虽然他为中共护短已算呕心沥血,可悲的是,他自己晚年在邓小平时代仍被中共抓住出国时的资产阶级腐化(嫖妓)作风而遭到整肃。毛泽东所定下的“五反”范围,等于土改时的“三霸”,任何人都无可逃遁。如,所谓反对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谁也无力还债,于是纷纷跳楼自杀。当时上海马路上无人敢走,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压死。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即是指跳楼的商人。陈毅曾对人说,上海的“降落伞部队”有一千三百多个。人们也许会问:“既然是自杀,为什么不跳黄浦江,死也少受罪?”若干年后,上海一个南来的资本家谈及此事,解释道,原来跳黄浦江被水冲走了,中共不见死尸便会指他逃亡去了香港,家属便更不得了。所以只有跳楼而亡。 著名实业家、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就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服毒自杀的。卢先生本是爱国实业家的楷模,曾在抗战时指挥撼动人心由武汉至重庆的大撤退行动而载入史册。一九四九年时,他的公司已拥有上百条船,航线远达东南亚,他本人却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然而却亲率船队由香港开回大陆。这样一位典范人物遭此命运,不唯工商业界寒心,各界人士皆唏嘘不已。 更为严重的社会道德后果,是在“五反运动”中,中共实行和强化了一种揭发和告密的人人自危的方法。即:先是动员大家主动交代自己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并宣布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有奖,立功赎罪”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充分利用人们的恐惧和过关心理,利用人性中恶的阴暗的一面,使人们或出于自保、或出于投机、或出于邀功请赏,而揭发陷害他人,作出一些卑鄙下作之事。这种官方怂恿的告密和揭发的普遍化,极大地降低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损害了家庭与社会的基本人伦关系,遗害久远, 中共的三反五反运动,制造了空前的恐怖气氛,使人人丧失了“免于恐惧的自由”,极大地打击了中国的工商业,为后来的工商业改造及其国有化进一步剥夺了中国人的基本人权。 结语 当然,在建政初期,中共还不止实施了上述三大运动,其他种种,譬如,高校的院系调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即“洗脑”等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内容实际上包括交心运动、批判胡适、批判武训传、批判红学专家俞平伯、批判北大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等等。这些运动,虽然也很重要,但不像上述三大运动那样是全局性的,三大运动有创立模式之“功”,影响既深且远。而所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实际上一直处于进行时状态,最后直至反右,才划上句号。然而,那已是另一页痛史了。 三大运动之后,一个建立在恐惧之上的庞大“党国”体系,从此确立。士绅阶级与中产阶级悉数被灭,土地由此路径而渐归“国有”。从此,中共,成为一个奥威尔所描绘的《1984年》式的“老大哥”党。中国,成为《1984年》式的“新世界”。正是由此起步,,中国开始了“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的血腥征途。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悲剧,至此连绵不绝,接踵而至。而在之后的每一场大悲剧中,似曾相识,人们都不难发现它们与这三大运动的血缘关系,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共同的模式,共同的氛围,甚至,共同的语言……。 毋庸置疑,这个邪恶帝国,储安平石破天惊一语道破的“党天下”,正是在三大运动的阴影笼罩下,举行了它的奠基礼。那上千万的亡魂,期待着我们为他们拨开历史迷雾,讨还沉冤已半个多世纪的正义。
编辑:admin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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