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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中国缘何倒退百年? - light12的日志

2018-06-14 12:02 点击:
芦笛 中国缘何倒退百年? - light12的日志
芦笛 中国缘何倒退百年?——与老金商榷(一)  时间: 26 11 2011 19:52作者:芦笛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

中国缘何倒退百年?
 

——与老金商榷
 

芦笛
 

拜读了老金的《大船何时过三峡》的已写出部份,有些疑问,写出来就教于老金以及诸位大贤。
 


一、 关于“自私基因”
 


据老金介绍,霍金认为:
 

“人类基因中携带‘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人类对于地球的掠夺日盛,地球资源正在一点点耗尽,人类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不能将赌注放在一个星球上。”
 

这当然是屁话,是“社会生物学”最高最活的顶峰,用生物学去解释一切人类行为,却完全忽略了人类理性对塑造人类自身乃至决定人类命运的能动作用(起码是一种potential吧)。老金的驳斥大部份我也赞成,但我觉得下面的推理似乎有点问题:
 

“从器官水平看,往往一个器官的活动要受到两种互相拮抗神经的支配,如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实际为兴奋性神经和抑制性神经);一种激素的分泌,一定有控制激素分泌的调节机制,如甲状腺激素和皮质激素的分泌要受到来自垂体和下丘脑的控制,而且通常为负反馈调节。基因也是一样,既然存在着自私基因(或称利己基因),就一定有与之相反的利他基因,以及抑制、下调自私基因的机制存在。上帝造人,绝不会让一个自私基因毫无约束地存在。”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老金是说,人体必然有一个或一套与“自私基因”相拮抗的基因。这里似乎有两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自私基因?过去本区讨论道金斯那本烂书时,老非就曾问我:你说哪个基因是自私基因?问得我一愣,暗赞这老不死老东西就是有水平:是啊,如今人类基因组的序列都测定得差不多了,有谁证认了哪个基因是自私基因?如果说那是尚未被克隆出来,那看看细菌与病毒的基因组也就够了。它们早就被研究得清清楚楚,又有哪个基因是自私基因?根本就找不出来,然而你能说那些低级生物是无私的么?如果这样,那世上如今也不会有这些物种了。自私就是物种的存在方式,不自私,物种就一定要灭绝。一切物种都有无限繁殖倾向,然而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不要说生物体普遍表现出来的损人利己行为,光是自身拼命无限繁殖,就必然要在客观上起到损人利己效果。这应该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吧?
 

我由此想到,道金斯的“selfish gene”,其实是个哲学概念而非科学概念,如同中医的“阴阳五行”“精气血”一般,根本就无从落实。生物体当然是自私的,然而这自私只体现在全套基因组的设计目的中(少正卯又要无语了,其实那才是他最适合干的事),并不能落实到某一个具体的基因上去。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噬菌体:所有的基因都是为损人利己而存在的,然而那损人利己是综合效果,不是某个基因的功能。
 

换言之,损人利己只体现在设计目的中,是“虚”的而不是实的,并不能落实到某段核酸的序列上去。正如您无法在潜水艇中找到“潜水元件”一般,全舰潜水并在水下航行是潜水艇的设计目的,每个元件都是为此目的制造装配的,但没有哪个具体的元件单独负责此功能。微生物如此,高级生物当然也只会如此。因此,我敢断言,即使人类把所有物种的基因组都查得清清楚楚,也绝无可能证认某个具体的“自私基因”。
 

赶紧补充界定一下:所谓“自私”,指的是“生物体的存在目的,就是尽可能地、不择手段地保存并最大限度地繁衍本物种”,因此,所谓“自私”,其实是“种私”,老金列举的那些生物的舍己为人行为,就是为此目的出现的。它貌似与“保存自己”相反,但说到底还是为了保存物种,只体现了物种为此目的而不择手段。这种行为,最后还是只能落实到设计目的上去,并不可能证认蜜蜂的某个具体基因驱使它们去奋勇捐躯。比起高级动物来,蜜蜂的基因组十分简单,应该早已查明,而我们至今尚未听说过“奋勇捐躯基因”被克隆出来,足证我这一推测不错。
 

以上所说,现代生物学家们是决计不会同意的,因为那是目的论。但不采用目的论,您根本就无法解释生物(起码是低等生物)损人利己的存在方式。论实质,目的论与进化论都是假说,但前者更言之成理,至少没有后者那样牵强,需要过人的信仰力才能相信,生物体那按一系列鲜明目的装配起来的复杂系统,竟然是随机进化出来的。
 

不管怎样,迄今已有的证据提示,没有具体的自私基因存在。既然如此,那与之相拮抗的反基因或调控基因也就不可能被发现。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第二,高级生物体内确实存在着两大拮抗调节系统,诸如分子水平的蛋白质磷酸化与去磷酸化,神经系统的交感与副交感神经,内分泌系统的胰岛素与胰高血糖素等等,而且这些系统都以负反馈方式调控。但这是为了维持内环境稳定而设计出来的。广而言之,一切自控系统都应用此原则,离开负反馈调节就一定没有稳态。
 

但据此似不能类推出生物体内也存在着与“自私基因”相拮抗的“无私基因”,盖两者的设计目的完全不一样:两大拮抗系统的存在是为了“维稳”,亦即维持生物个体内的负熵态,而物种的存在方式是无限制地繁衍,没有什么系统内的稳态可言。例如在营养充足的条件下,细菌按指数曲线疯长,哪里有什么稳态可言?又哪有什么内源性的负反馈调控机制来控制它的繁殖速度?限制其繁殖的只有外界条件,而这并不是什么负反馈调节——放在培养瓶里的细菌,用完了资源也就悉数死翘翘了,并不会受到某个基因的调控,使之保持“合理繁殖速度”,以尽可能长地存在一些时候。
 

其他生物也类此,迄今没有发现什么负反馈调节系统来遏制一切物种无限制繁衍自身的倾向。老金也说了,对这种倾向的遏制是外界强加的,并不是由物种内源性的“刹车”来自我调节的。因此,我很怀疑这种“刹车”的存在。
 


二、唐德刚笔下的袁世凯与孙文
 


老金提到我对唐德刚的不屑,并给出了他自己对老唐的“三七开”评价。我的确非常看不起老唐,觉得他那个专业历史学家实在是尸位素餐,滥得虚名。
 

前些天国内开了个史学研讨会,杨帆、刘仰、秦晖、萧功秦等人都参加了。那会谈纪要很有意思,竭诚推荐大家去看看。萧功秦先生在会上发表的对史学流派的观点很有意思。他认为,杨奎松、高华、沈志华等人可以称为史学里的“新实证主义”,这个学派对去伪存真、澄清史实作出了伟大贡献,但这还不够,他认为中国还需要发展出一种“解释学派”,我的理解就是寻找历史现象背后隐藏着的必然因素。
 

我很赞同萧先生的这个主张。国内史学界的“四大天王”(二杨、高、沈),都是“史料派”,其共同特点是发掘大量的史料,查明真实的历史是什么。诚如萧教授所说,这些大家的努力,对破除官方伪造的神话贡献厥伟。但这只是“微观史学”,并未对历史现象发生作出解释。这确实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一大弱项,应在未来补足。
 

用萧教授的分类来看,则唐德刚应该算是“解释学派”。如果说杨奎松教授的著作是“压缩饼干”,则老唐的东西完全是清汤灌水,几无史料可言。我曾经说,看他的书必须以沙里淘金的精神,淘去无量屁话,才能打捞到星点见识。除了下面要批的“三峡”论外,他的零星见识也偶有可观者。但其所以可观,乃是国共两党伪造历史玉成的。唐本人无非是生得早,能抢在别人前头看到那彰明较着的事,又跑到海外来,具备了说出为当局所不容的话的地位,因而很有限地首次突破了国共的神话框架,然而那突破委实有限得紧,辜负了他的机遇。
 

他对老袁与老孙的评价就最能说明这一点,据老金的引用:
 

“袁世凯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然而他无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更是一无所知,这是时代关系,先天后天自然发展的结果(顾维钧先生当时是袁氏随时咨询的机要秘书,事后告诉我亦如此)。而孙中山却正是袁的反面。孙公周游世界,爱国之心极烈,为人又好学深思,满头脑理想,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他在《袁氏当国》末尾还写上这样一句话——“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有之,或自不才始也。”
 

肯定袁世凯,当然需要一定勇气,但这在海外完全可以做到。任何一个真正有学术勇气的史学家,若是生活在海外,都该实话实说。而要看到老袁在戊戌之前就主张并投身改革(远在康梁驰名宇内之先),在此后对中国西化作出的巨大贡献,并不需要什么过人的知识与智力,有点实事求是的学术良知即可。用鬼话来说就是,nobody should have missed it。然而老唐对老袁的总评,却是从《三国演义》上抄下来的对曹操的评价,这无非是从国共制造的魔鬼脸谱“转进”到传统脸谱,实无突破可言。
 

例如他称老袁为“标准的中国法家”,完全就是用一幅漫画取代另一幅漫画。只需举一个最简单的小例子便可看出这传统脸谱之无稽:老袁是中国首倡女权主义的先驱之一,当年曾与严复一道支持傅增湘、唐绍仪、吕碧城等人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北洋女子公学”,第一任校长吕碧城就是老袁推荐给傅增湘的。这是“标准的中国法家”的作法么?不知主张女子教育见于哪本法家的典籍?
 

老唐对老袁与老孙的比较更是可笑。老袁当然不是理想主义者,他对西洋政治文化的认识也相当有限,但我看未必比孙中山懂的更少。老孙看的英文书或许远比老袁多,但那又便如何?他根本就不懂民主自由的价值与涵义,更不懂中国国情,竟然会以为中国人的自由太多了,所以要用革命去剥夺人民的自由:
 

“外国人不识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人民自古以来都有很充分的自由,这自是难怪。至于中国的学生,而竟忘却了‘日出而做,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个先民的自由歌,却是大可怪的事!由这个自由歌看起来,便知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
 

我们要讲民权,因为民权是由自由发生的。所以不能不讲明白欧洲人民当时争自由的情形。如果不明白,便不知道自由可贵。欧洲人当时争自由,不过是一种狂热。后来狂热渐渐冷了,便知道自由有好的和不好的两方面,不是神圣的东西。所以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我们是承认的;但是说中国人不懂自由,政治思想薄弱,我们便不能承认。中国人为什么是一片散沙呢?由于什么东西弄成一片散沙呢?就是因为是各人的自由太多。由于中国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国要革命。中国革命的目的与外国不同,所以方法也不同。到底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呢?直截了当说,是和欧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便不能抵抗。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像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中国人现在因为自由太多,发生自由的毛病,不但是学校内的学生是这样,就是我们革命党里头也有这种毛病。所以从前推倒满清之后,至今无法建设民国,就是错用了自由之过也。我们革命党从前被袁世凯打败亦是为这个理由。”
 

这些烂话,起码老袁不曾说过吧?这就是唐德刚心目中的“现代政治思想”?有这种思想,到底算是什么优点啊?而且,老唐凭什么说孙中山“满头脑理想,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由他启动的国民革命与共党革命,不是最终把人民的自由剥夺得干干净净,因而实现了国家富强么?中共自称孙文的正宗传人,又难道不是理直气壮,实至名归?
 

记得朱学勤有言,朝廷应该走向现实,而民间则该走向浪漫。窃以为此话很有道理。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理想主义者,而老邓是什么理想、思想都没有的政客,两人对中国的文明化贡献孰大?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老袁与老孙之间。中国需要的,到底是有治国才能的现实主义政客,还是毫无治国才能、唯有“满头脑理想”的浪漫草包?
 

其实,老袁的问题,不是他不懂“现代政治思想”,而是他已有的“现代政治思想”过于超前。惟其如此,他才会在晚清新政中持激进的立宪立场,推动了“预备立宪”出场,就此铸成大错,因为改革步骤太快,规模太大,范围太广而最终诱发了辛亥丑剧,终至清廷倾覆。他本人虽然藉此当上了大总统,却因骤然打破了传统而使全民遭受了传统的惩罚。当然,这已离题太远,应该写在我的辛亥系列中,拿去骗钱才是。

中国缘何倒退百年?(二)   时间: 27 11 2011 01:28作者:芦笛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

三、 唐德刚的“三峡论”昏话
 


大陆人笃信唐德刚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我觉得就如同咱们当年坚信马列主义的“科学真理”一般。这不是说我认为唐德刚所有的结论都是错的,也不是认为中国的前途一定是悲观的。党妈妈在往死里打我们时常常哼哼教导我们:“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我之所以讨厌老唐,其实也就是他那傲慢刚愎的伪科学态度,以及极度幼稚可笑的思维方式。
 

我历来认为,结论是否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思维方式,而唐德刚与黄仁宇的所谓“大历史观”之所以是垃圾,乃是他们“发现规律”的路子与马克思一样,压根儿就是伪科学。偏偏他们(尤其是老唐)还要标榜自己叛卖的那套是“社会科学”,老唐还要特地用英文注明,告诉读者那是social sciences,像煞了马克思。而如今国内的“民主派”笃信他发现的“社会转型规律”,恰如当年叫卖“赛先生”的陈独秀认定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般,都是因为不知道怀疑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任何声称在缺乏证据支持时,都只能视为假说,哪能当成已被证明的定律而信之不疑?更何况他那些宏大声称连逻辑自洽都做不到,完全是“论而不证”。用咱们四川话来说,便是“鼓倒起说了霸起听”,不容分说强迫读者接受的武断命题。
 

例如老金代他总结的第一条,就完全是中宣部发布的国庆游行口号,与“美帝必败”一般斩钉截铁:
 

“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所谓的历史的‘必然’”。
 

如此宏大立论,证据何在?老唐给出来的论据却是否定自己的:
 

“可是今日的历史,却是将来历史的背景。吾人如能看清了今日历史的特性,那么对历史转型的下一阶段,也未始不能略探端倪。这种预测,古史家和宗教家名之曰‘因果’。现代社会科学史家,则视为历史形成的造因(Historical Causation)。知其因,原可测其果,只是在因和果之间,要没有变量才好,而变量也是历史发展之常规,任何向前发展的历史,皆无法完全避免之也。”
 

既然历史构成了现实乃至未来的“造因”,而“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那这“造因”就只会再造出未来五千年或至少一千年的帝王专制史吧?怎么又会得出“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的相反结论呢?这是哪家的因果律?
 

然而老唐却把春秋战国时发生的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第一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当成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 “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的发生原因,甚至据此判定第二次转型所需的时间,这话有谁能理解?这两次转型相隔两千年(还亏老唐是学历史的,居然连“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的昏话都会说出来。漫说中国历史绝无五千年,而且,既然在春秋战国时发生了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怎么还能说此前的历史也是“帝王专制史”?那转型表现在哪里?难道他连周天子与秦始皇的区别都不知道么?),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因果关系?又有什么可类比性?是不是两者的难度一样,影响因素全等,以致两者的时程必然相等或相近?
 

既然是科学,当然就有普适性,适用于中国者,必然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可欧洲国家中世纪实行的是封建制,从未发生类似中国的从封建制到官僚制的社会转型,日本也类此,从封建制直接就转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这又是什么原因?用老唐发现的“必然规律”该怎么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又该如何去测算人家从专制制度转为民主制度的时间?莫非是等于零不成?英、法、意、德、奥、西、葡、两瑞、波、捷、日等国,从专制社会变成民主社会经历的时间完全不一样,其中有的国家如德、意还从旧式专制制度转为现代极权制度,而且生命力还相当旺盛,以致英美必须联合一个更邪恶的极权国家才能将其摧毁,强迫它们走上民主道路,这又是怎么回事?为何这些连中小学生都知道的事实,竟然会在他建立“科学规律”时所取的视野之外?
 

看不见这些也倒罢了,最搞笑的,还是唐德刚连自己反复强调过的史实都述而不见。他多次误引毛泽东的诗:“百代都行秦法政”(应为“百代都行秦政法”),强调自秦始皇至鸦片战争,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都没有实质性改变,却丝毫看不出,根据他的“科学理论”,这中国历史上最触目的现象必有原因,而它本身也构成了Historical Causation。是这,而不是从远古封建社会转变为官僚社会,才是影响现实乃至未来的更重要的因素。
 

历史当然是现实和未来的一个“造因”,但那不过是影响因素之一。任何一个粗知近现代史的人都能看出,西方文明的冲击,才是导致中国发生社会转型剧变的最重要的动因,唐德刚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
 

却原来,传统制度“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乃是外力逼迫出来的人为努力,并非“历史的造因”自然驱动之下出现的“中国历史发展之常规(natural course)”?既然如此,还奢谈什么“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呢?如果地球上只有中国,这种“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还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么?
 

所以,白让老唐以历史为终身职业,研究了半天近代史,也看到了若干现象,却完全是如入宝山空手回,整个满拧了。他本来应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发生的从封建制到官僚制的社会转型,在中国造出了一个强大的官僚阶层。这种社会构建方式,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儒道释软件,赋予了传统制度惊人的稳定性与保守型,而这就是它历两千年不走样的基本原因,也是它区别于欧洲发展史的最明显特征。但在西方文明入侵中国后,这超稳结构就再也不灵了。亡国之祸逼得朝廷主动全盘改革传统政治社会制度,使之与国际接轨。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若是除去这外来的驱动因素,中国一直处在封闭状态,国人还会自己去打破那已经行之有效长达两千年的超稳结构,对之进行彻底改造,使之变成与西方民主制度相似或甚至相同的政治社会制度(亦即老唐所谓“现代政治社会制度”)。如果传统社会中真有这种自发变革动力,那就无法解释此前为何会“百代都行秦政法”,沿用基本同一个政治社会制度长达两千年之久,更无法解释朝野为何要万众一心地抵抗西洋生活方式,拒绝改革旧有社会制度,以致在鸦片战争爆发后长达一个甲子的岁月里无所作为。哪怕是在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鬼子逼着清廷处决了顽固派巨孽,排除了改革的最大障碍之后,慈禧强制推行全面改革仍然遇到了顽强抵抗,以致老太太烦闷得声称要去跳湖自杀。
 

因此,Historical Causation确实存在,只是老唐把牛逼扯到马胯上去了(excuse my French),迫使中国实行政治社会制度转型的Causation是西洋文明的冲击,用老毛的话来说就是“外因”;而抵抗这一冲击,使得转型无比艰难的Causation则是“百代都行秦政法”的保守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由它模塑的相应的政治社会制度,用毛的话来说便是“内因”。在此,外因是驱动改革的动力,而内因是妨碍改革的阻力。既然在外力的无情逼迫下,中国改革都还如此困难,那在没有这种外来的驱动力的情况下,中国还会自动进行“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么?
 

所以,原地兜圈才是中国社会的natural course,这是一个敢于直面历史、直面现实的人不能不作出的结论。如果硬要套用老唐的“三峡”比喻,则我们只能说,推动大船行进的江水是外来的压力,而妨碍大船飞流直下的是历史文化传统建起来的三峡大坝。在这个经过外来“变量”modified了的artificial course中,正因为大坝太雄伟,大船才会被撞得遍体鳞伤,几遭灭顶。

中国缘何倒退百年?(三)   时间: 27 11 2011 16:44作者:芦笛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

四、 百年倒退
 


右愤常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后清”,以辛亥革命去荒唐比附他们期待中的民主革命。这种胡说八道,彻底歪曲了历史,百倍美化了中共政权,贬低斥辱了清廷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或许也是唯一一个)主动解放人民的政权,不能不激起我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
 

我在旧作中说,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有两个,生产力与公民权利。论生产力与社会富裕程度,今日中国当然绝非晚清可比,然而论社会结构的合理度与公民权利,则中国若能在未来50年内恢复到晚清的先进水平,那也真算得上是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保佑了。
 

先看社会结构。自秦始皇之后至晚清新政之前,中国一直是官僚社会,亦即社会的统治阶级由一个官僚集团组成,它靠拥有的绝对权力对百姓实行敲诈,这种敲诈即使不被朝野视为天经地义,也起码是合法的。这是道地的中国特色,并不见于欧洲。在官僚集团之上的,是对官僚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而在其之下则有士绅集团。前者在理论上对官僚集团的暴力敲诈具有约束力,而后者则是领导民间社会的精英,与官僚集团“又勾结,又斗争”,对官僚集团的敲诈具有某种程度的抵抗能力。
 

简言之,传统社会的权力金字塔由三层组成:皇权——官权——绅权,压在这金字塔之下的,则是以士绅为领袖的“宗法自治板块”。皇对于官、官对于民都拥有“合法伤害权”。虽然官对于绅(特别是所谓“乡宦)的合法伤害权不是那么大,但平民百姓(有时甚至包括士绅在内)对官僚集团的敲诈却毫无抵御能力,与被土匪绑架的肥羊无异。摆脱这任人宰割的可怜状态的唯一希望,是科举仕途。然而相对于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每三年打中这政治六合彩的幸运儿的数量,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记得黄仁宇说,由于社会普遍贫困,“朝为田舍郎,暮抵天子堂”其实是一种浪漫迷思。在一个显赫的新科举人或进士身后,往往凝聚了全家人乃至阖族人长年累月节衣缩食、苦熬苦撑供养那才俊子弟读书的艰辛。
 

尽管以西方(也就是所谓“现代”)的眼光来看,这社会结构极不合理,然而与共党社会相比,它仍然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在这种社会中,对百姓造成最大的常规性危害的是官僚集团,但它毕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制约。首先是有以士绅为领袖的民间社会存在。它虽然因自愿信奉儒教而没有意识形态上的独立性,也不能靠法定权利去抵御官僚集团的合法敲诈,但它在组织上却是相当独立的,并不为官僚集团直接控制,这就是孙文何以要抱怨“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各人的自由太多”。其次是官僚集团受到皇帝的管束。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管束纯粹是理论上的,但因为皇帝对官僚集团具有绝对支配权,由明君发动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仍有可能,晚清改革就是明证。
 

这两个(特别是第一个)相对共党社会而言的结构上的合理性,都有利于社会转型。黄仁宇曾指出,欧洲之所以能发展为民主社会,是因为中世纪欧洲是由“国王——贵族——平民”组成的三明治结构。贵族向国王争权利,实行了贵族民主,此后又逐渐扩大为全民民主。他说的其实是英国的社会发展史。不难想见,中国本可利用旧有社会结构走上类似的路,那就是先在士绅阶层实行民主,然后再逐渐过渡到全民民主,实现平滑转型。
 

晚清改革走的其实也就是这条路子。新政试行的地方自治,赋予了士绅在科举仕途之外的合法参政权,极大地扩大了士绅主持地方事务的权力,引发了萧功秦教授所谓“政治参与爆炸”。士绅集团的参政意识猛然觉醒,要求在地方事务乃至全国事务中取得更多的支配权。不幸的是,中国的精英集团远不如英国精英阶层那么理性,不知道“过犹不及”的道理,却沐猴而冠,躐等躁进,使得改革恶变为革命,先是把并不直接残害百姓、却能以其精神权威整合全国的皇帝推倒了,后又迎来痛恨他们“自由太多”、以“打倒土豪劣绅”为宗旨的国民革命。后继的共产革命则干脆消灭了士绅集团,彻底扫荡了一切民间社会,不但使得改革从此失去了精英依托,更造出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官僚阶级巨无霸,它垄断了全国物质与精神资源,将全民置于无孔不入的组织控制之下,自身则变成了毫无制约、毫无抗衡的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殊统治等级,使得社会的“可持续改革性”降到了史无前例的低下水平。
 

再看公民经济权利。晚清改革之前的传统社会一直实行私有制,只是产权不受法律保护,因而时时处在官僚集团的合法敲诈之下。但不管怎样,除了盐、铁等几个重大产业,国家并未全面推行官有制,农村更是实行事实上的土地私有制,普通百姓享有的经济自由根本不是共党社会可以比拟的。晚清新政更确立了“工商立国”的走资方针,由国家大力鼓励保护民间工商业,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现代立法,朝廷甚至鼓励民间商人参加国际博览会。百姓享受了空前的经济自由,短期内就出现了大量民企,以致连铁路那种大型工程,民间都想自办。朝廷还一度鼓励民间集资修路,只是后来发现不切实际才放弃初衷。更重要的是,与西方国家国会一样,资政院享有决定国家预算的权利。1911年的国家预算就是经过议员们仔细审议,砍掉了邮传部的行政费用包括钦差的车旅费和其他冗费,使得预算减少了7790万两之后才通过的。这种事,难道是今天的橡皮图章人大干得出来的?
 

毛共社会不但以暴力抢劫了富人的私有财产,而且彻底剥夺了全民的经济自由,把全民化为全面依附于官有制的奴隶。后毛社会虽然归还了许多抢去的公民经济权利,因而造出了惊人的经济奇迹,但至今非但不解散以垄断牟取暴利的官有企业,还要公开与民争利,把央企国企“做大做强”,实行“官进民退”。农民至今仍未收回被官府抢走的土地,就连城市民房的宅基地都是官府的,百姓只能有70年的使用权,因而为官府强制拆迁提供了法律依据。这许多咄咄怪事,岂是先民可以梦见的?
 

再看政治自由。晚清改革前,传统社会的百姓虽然没有什么法定的公民权利,但因为官府对百姓的控制手段十分原始薄弱,主要由民间社会根据宗法族规实行自我管理,百姓的自由度相对于现代要大得多。而且,无论是朝廷还是官府,都不敢藐视民间舆论,也从无管制民间言论的威权机构。晚清改革中,朝廷向“文明国”学习,废除了酷刑,修改了刑律,制定了民法与诉讼法,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行三权分立,在中央和地方成立了准议会(资政院与谘议局),建立地方审判厅,将立法、司法与行政分开,允许民间组党,更鼓励民间办报,使得各种党派与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这些旨在与“文明国”接轨的重大改革措施,根本就不是国共两党诬蔑的“骗局”。资政院绝非人大那种无耻橡皮图章。1910年10月,资政院奏请速开国会,朝廷宣布将召开国会的期限缩短3年。随即招来议员们的强烈抨击,他们或指责朝廷违背承诺,或抨击此举“是为贪官污吏开搜括之门”。同年11月,上谕命令将应由皇帝直接裁决的两个案子交有关行政部门审核,资政院将此视为行政权对立法权的侵犯,议决弹劾副署上谕的军机大臣。有的议员甚至公开声称“与军机大臣势不两立”,致使军机大臣联袂辞职。当摄政王以朱谕驳回提案后,议员们竟对朱谕口出不逊,有的甚至威胁“人民没有别的法子,只好拿出他的暴动手段出来”,最后迫使摄政王只能以留中不发的方式否决议案(类似于美国总统的“口袋否决”)。这些真刀真枪的政治斗争,岂是今日人大可以梦见的?
 

民间享受的言论自由更是空前绝后。秋瑾被处决后,民间报刊竟群起指责官府,或宣称“谋而未反不是罪”:
 

“浙省之秋瑾与大通学堂,姑无论是否果为徐党;就令确为徐党,亦不过在预备阴谋之列。以常事犯论之,只有预备阴谋、未至措手实行者无罪,所谓只问行为、不问意思,刑法无诛意之条,与道德宗教判然殊也。以国事犯论之,预备者比措手实行者减一等,若阴谋未至预备者减二等,此文明国对于国事犯之办法也。”
 

或痛斥官府残民虐民:
 

“此次之党狱,政府官吏之对于我人民,可谓侵削生命权之甚矣。欲杀则杀,欲捕则捕,欲搜查则搜查。不必有证,不必有供,不必按律。匿帖可信,罪名可诬。一切敲诈之事,乘此而大起。人有旦夕之恐,士无一线之安。行旅不得自由,居处不得自由,书信不得自由,一切营业不得自由。世界普通所有之人权,大概尽为所侵削,而复日处生命危险之地位。”
 

或宣布政府的政治死刑:
 

“就今日皖变观之,毕现政府专制野蛮真面目,而后知乌头可白、马角可生,立宪竟不可期也。呜呼,政府将以此终古耶!”
 

这也算不了什么,因为官制改革引起民间不满,1907年1月26日上海出版的《时报》竟然刊登文章,大骂 “政界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声称“公决密谋革命”,朝廷竟然不闻不问。1911年7月,武汉《大江报》连续发表何海鸣、黄侃煽动暴乱的文章,诸如《亡中国者和平也》、《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湖广总督瑞瀓虽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 “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的罪名,逮捕了该报总编辑詹大悲、何海鸣,却仅罚款800元了事,后因二人无钱缴纳,才改判徒刑18个月。
 

这种高度的政治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在中共治下不必说,就连在国民政府治下也不可想象。无怪乎孙文要慨叹“中国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国要革命”。为此,国民党上台后便改民国为党国,以约法规定全民必须奉国民党那个新兴官僚集团为领导,将孙文的一家之言奉为新国教。待到中共上台,更是彻底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权利,不但将已经分开的司法、行政、立法合并为党的一元化领导,更剥夺公民思想自由,以宪法规定外国人马克思、列宁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本国卖国贼的互相矛盾的智障谬说为新国教,全民更必须永久奉共产党那空前强大的官僚集团为主子,竭诚拥护维护其残暴统治的官僚专政,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这些历史演变提示的国人的愚昧之浩瀚雄奇,真个是“虽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也”。当年清廷规定以九年为预备立宪期限,将于1916年正式颁布宪法并进行第一次国会选举,并于1917年召开国会。立宪派急不可待,反复请愿速开国会。摄政王不得已,同意缩短3年,亦即于1914年正式行宪。筹备期缩短到了根本不切实际的6年。可立宪派还是嚷翻天,最后竟因本可在行宪后合法推翻的所谓“皇族内阁”出台,而对朝廷彻底丧失信心,转向革命。然而国民党上台后却以武力为后盾,悍然剥夺公民已经获得的宪法权利,强行任命自己为全民教师爷,实行了将近20年的“训政”。既然如此,1911年那阵子,沐猴而冠的精英们再等上3年又有何不可?本来可以在1914年行宪,却拖到了1947年去,这30多年间死人无算,为的到底是哪般?
 

这且不论,等到国府正式行宪,沐猴而冠的精英们诸如罗隆基、章伯钧、章乃器、王造时、张东荪之辈又疯蠢大发作,认定那是骗局,因而抵制国大,投靠中共武装叛乱集团。这下更好,过去无论是清廷,是国府,人家总还承诺还政于民,而且最后都兑现了。就算那真是欺骗吧(虚拟语气),精英们总还有个假戏真做、最后弄假成真的余地,哪像我党连戏都懒得跟你做,直接宣布就是要永久统治你。直至2011年3月10日,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还在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什么民主,什么自由,什么宪政等等,全都是祸水,都是万恶美帝妄图灭亡中国的大阴谋。草民就连讲讲这几个词,哪怕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也罢,都会被捉将官里去,判上11年的重刑!
 

最近北京市宣布将在5年内逐步实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对分离,民间颇有为此欢欣鼓舞者,真是令人哭笑不得——这种“改革”,完全是复古。早在隋唐年间,朝廷就实行这种“三权相对分离”了。那时实行的是三省六部制,朝廷由中书省掌握决策权,门下省掌握审议封驳权,而尚书省则行使执行权。这与晚清实行的西式三权分立完全是两回事,北京市这种“复古改革”,当然要比毛共的“一元化领导”先进得多,但那只证明了现代官制连中古时期的都不如。可就连区区这么一点改革,竟然也需要5年,都快赶上了晚清规定的6年行宪的时程了!
 

您说,天下还有比中国精英们更蠢笨、更下贱的动物么?当真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上面说的是社会结构与公民权利,民智民德又如何?
 

先说统治者。受过我党革命教育的现代读者如果对真实的历史有点了解,就一定会把满清统治者当成不可救药的东郭先生。我已经在旧作中举过几个例子:1906年冬,黑社会组织哥老会(改名“洪江会”)在湖南萍乡、浏阳、醴陵等地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胡瑛、朱子龙等人被孙中山派到武汉,勾结“日知会”刘静庵等人,蓄谋在武昌发动叛乱响应,事泄后被张之洞逮捕,仅判了十年监禁。1910年3月,汪精卫和黄复生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仅判终身监禁。辛亥乱起后便获大赦,一共只蹲了一年多的监狱。
 

这些其实也算不了什么。针对各地出现的骚乱,朝廷还特地下令,说南方各省抓捕革命党甚严,为避免株连无辜,各省“只须判其有罪无罪,不必问其是党非党”。武昌兵变发生后,朝廷还特地下发上谕,命令各地:“如搜获逆党名册,立即销毁,毋得稍事牵连,致滋扰累。” 其实地方大员根本就不需要这道命令。上谕下发前数日,湖广总督瑞瀓缴获了武昌新军文学社与共进社的全部党人名单,却仅仅逮捕并处决了三个头目,并不照单抓药,将革命乱党悉数逮捕治罪,反而准备销毁缴获的花名册,放过其余的革命党人 。
 

统治者的这些仁厚行为,根本就不是备受我党邪恶宣传洗脑的现代读者能够理解或是愿意相信的。他们虽见过统治者出动大军血洗京城,以坦克装甲车滥杀和平示威者,却认为那是政府履行其神圣的治国责任,反以为中共以前的统治者更加残暴阴险,却不知道历史上再残暴的统治者,也不曾像中共那样,不但虐杀了大量异议人士,就连“同教异宗”的共产党员张志新都要割开气管后枪毙。无论是晚清、是老袁、还是国府,哪怕是只有我党的三分凶残狡诈,也就绝不至于垮台了。光从由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唾弃“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笃信“屠民治国论”的邪恶政权统治这点来看,今日中国就不知道倒退了有多远。
 

再说老百姓。晚清的民德淳厚就不必说了,孔孟之道就算培养了百姓的奴性,但同时也制造出了大批仁厚君子,其善良根本不是备受毛共“阶级斗争”的仇恨教育的几代人可以比拟的。而且,当时无论朝野,都对西方国家非常钦服,认为它们是“文明国”,是学习追赶的对象。这风尚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时期。其时最时尚的词就是“文明”,从西方引入的话剧叫“文明戏”,就连鬼子用的手杖都要称为“文明棍”。朝野一致意识到本国的野蛮,哪怕是学生上街游行抗议也要时时以“文明”自律自励,以义和团匪徒为反面教员,专门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预防制止义和团式仇外犯罪行为。直到国共两党从苏俄引来“帝国主义侵略”论之后,这风气才被扫除。然而尽管孙中山先是鄙夷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辛亥前便欲投第二国际而不可得,后又引狼入室,请鲍罗廷为他制定党纲,改组国民党,并以煽动“打倒列强”的仇外思潮为夺权手段,而后继的蒋介石到死都还在怨恨“西方帝国主义”,但民间并未视西方为民族大敌,更未视民主自由为祸水。相反,40年代后期,民主还成了识字分子的强烈诉求。
 

如今便如何?毛共时代就不必说了,即使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国民尤其是识字分子对民主又有何诉求?据我所知,在国内网上活跃的“自由主义者”们只是为数非常小的一批social outcasts,在真实生活中一点影响都没有。大多数人对民主自由既无了解,更无需求,对政治极度淡漠。茅于轼先生最近介绍的情况似乎更严重。据他说,现在百姓根本就是反对改革的,他们认为改革造成了贫富分化,还不如毛时代公正清廉,云云。虽然没有调查统计,但我的感觉是,毛左的势力要远远超过“民主派”。作为一种政治资源,它蕴含的潜能与对草根感召力决不可低估。而这种反动势力在晚清根本就不存在。
 

一百多年前,中国开始朝着宪政的目标前进。在那些充满希望的光明的日子里,“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不幸的是,精英们的蠢动,使得宪政变成了前苏联政治笑话中“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共产主义”,而“所谓地平线就是天边的一条线,你越朝它走,它离你也就越远”。在过往百年中,随着国人的无休止的蠢动,宪政离我们越来越远,如今它是业已灭顶的帆船,坠入了大海的金乌,流产了的婴儿,早已消失在地平线下。如今公民光是提到这两个字,都有可能获罪。它已经变成了一种罪行,一种耻辱,一种见不得人的脏东西。在一百多年的航程中,“历史的潮流”非但未送我们穿过三峡,反倒把我们带到了青藏高原上去。这怪现象用唐氏的“社会转型理论”,不知当作何种解释?

中国缘何倒退百年?(四)     时间: 29 11 2011 04:42作者:芦笛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

五、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逆转型”
 


老唐那些屁话,说明他身为历史学家,却既不知道中国社会的结构特点,亦不知道过往发生的社会转型的实质何在,有的不是眼光,而是毫无来由的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我看来,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政治社会制度转型如下:
 

远古封建社会——传统官僚社会——初阶现代开明官僚社会——高阶现代野蛮官僚社会——高阶现代开明官僚社会
 

第一次转型确如老唐所说,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秦皇统一中国,最终结束了周朝的封建制,代之以郡县制。此前的中国社会,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最主要的特点是缺乏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国家由许多诸侯国组成,各诸侯对所辖疆域实行自治管理,天子虽是各诸侯宣誓效忠的共主,但对列国只是君临(reign)而不是统治(rule),只在平时接受诸侯的贡赋,战时得到诸侯“勤王之师”的援助,并不直接治理列国的百姓。郡县制则是由皇帝领导的朝廷派出官吏对全国实施直接统治。这就是毛泽东赞赏不已的“百代都行”的“秦政法”,一直延续到辛亥。
 

我在旧作中反复说过,这种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不一样。它不是阶级社会而是等级社会,其统治等级是对百姓拥有绝对权力的官僚阶层(包括胥吏)。它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无关,不代表任何阶级,只代表自己,是一个自我代表、自我支持的权力集团。它以暴力敲诈方式聚敛社会财富,因而具有类似恶性肿瘤的无限疯长的趋势,是社会的大蠹,社会财富的漏卮,是产生腐败、压制社会生产力发展、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制造并深化社会危机的根源。传统中国之所以迟迟不能进入资本主义,固是全民信奉儒教重农抑商的农本主义使然,但也是贪婪的官僚集团杀鸡取蛋、辣手摧残民间工商业的结果。因为农耕社会只能创造极有限的社会财富,当社会财富被官僚集团掠夺得差不多时,饥民便会揭竿而起,于是天下大乱,玉石俱焚,积累下来的财富扫地以尽,人口也死亡泰半。在新皇朝建立后,由于人口极大地减少了,新出现的官僚阶层数量也极大地减少了,于是“治世”来临,直至无限生长的官僚集团再度吸干全社会的营养,再次招致皇朝死亡。如此循环下去,以至于无穷。
 

这个社会肿瘤之所以出现而且无法去除,是皇帝试图直接统治全国人民的必然结果。官僚集团是他施政的神经、骨骼与肌肉系统,因而必然要形成社会脊梁。为了防止尾大不掉,朝廷实行流官制度,地方官不但实行回避制度,而且在一个地方的任期顶多只能三年。频繁的调动必然要造成短期行为,刺激官僚们疯狂刮地皮,而丰厚的斩获必然吸引了土著痞棍们趋之若鹜,形成庞大的附着寄生阶层,使得整个官僚胥吏集团越来越庞大。如果县官是封建时代世袭的“百里侯”,那他对本地的蹂躏就绝对比不上“联翩万马来无数”的流官轮奸。每个新上任的“父母官”都是嗷嗷待哺的饿鬼,如同山打根八号娼馆中排成长龙急于一亲阿崎芳泽的日本水兵一般(参考文献:日本电影《望乡》)。
 

这种烂污社会制度之所以极度稳定保守,是因为孔教把权力神圣化了。全民奉行高度的权力崇拜,在其他国家从未见过。百姓不但以吏为师,而且奉吏为父(所谓“父母官”),两者其实是合二而一的(所谓“老公祖”)。如同儿子对父亲毫无权利,只能百依百顺一般,草民对蹂躏他们的官吏也百依百顺,之死靡他。“官本位”不但是一种社会制度,是教育的定向,更是全社会的价值追求。“升官发财”是所有人的光荣与梦想,是成功的唯一标志,是人生奋斗的唯一目标与唯一出路。
 

作为能量最大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团,官僚阶层当然是现行制度的坚定捍卫者,而能量次大的士绅集团因为沉迷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永恒春梦中,当然也只会坚持旧有生活方式一万年不变。无论是明朝来华的利玛窦还是清朝来华的丁韪良,都对士子们只想做官,对科学技术毫无兴趣备感懊丧。的确,才俊之士都聚集在升官发财那条人生的唯一通道上,有谁还会去研究科技,创办实业,发展文艺,甚至去设想另类生活方式,发动社会改革?
 

因此,似乎可以说,传统社会设计的所有弊病,都可以归结于官僚制度。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不是什么进步而是倒退。在西方模式对照下,这种毫无自我更新能力的制度的弊病就彰显出来了,为朝廷的有识之士看到,并意识到必须以宪政纠正之。慈禧太后之所以最后决定实行宪政,最主要的动因就是镇国公载泽向她指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盖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的确如此,官僚阶层之所以能构成社会中坚,完全是因为草民没有法定的基本权利去抵御他们的宰割。平民一旦获得这种权利后,官吏也就失去了合法伤害权,迟早要开始向西式公务员转化。
 

而这就是实际发生的情景。新政赋予了士绅集团空前的参政权,其对地方事务的支配权力陡升,以致督抚都得看他们的眼色行事。武昌兵变发生后,许多地方的谘议局都成了当地政治取向的决定因素。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冯友兰才把辛亥看成是绅权与官权之间的斗争。
 

然而辛亥革命却断送了这一健康的社会转型。士绅们看不到,权利只可能在君主立宪的大框架下,以和平手段获取。一旦把皇帝推倒了,那就势必造成权力与权威真空,失去全国赖以整合的精神权威,国家必然四分五裂,而国人的大一统偏执,决定了乱局只能以武力统一结束。而这就是实际上发生的事——国民党以武力再度统一了中国。要靠武力征服全国,实行“军政”与“训政”,当然只能靠一个大权在握的精英骨干集团去进行。待到革命成功后,这个权力集团当然也就成了新的官僚集团,其掌握的权力根本就不是老官僚集团能比的。
 

这就是由国民党主导的第二次社会制度转型。它使得中国从传统官僚社会进入到初阶现代官僚社会。与传统官僚社会相比,它上面没有皇帝作为国家元首,因而缺乏可持续传递的国家整合权威。官僚的数量远比传统社会庞大,而其掌握的权力也要超过老官僚集团。这是因为它从苏俄学来了以党治国的现代统治术的一点皮毛,加强了对资源与人民的掌控。好在国民党“以俄为师”很不彻底,因此士绅集团领导的乡村民间社会仍然存在,党国并没能如孙中山指望的那样,实现对草根人民的彻底控制,把“一盘散沙”化为“士敏土”(cement,今译“水泥”)。此外,虽然清末民初人民的思想与言论自由受到了相当大的摧残,国民被迫接受“党化教育”,失去了拒绝信奉孙文一家之言的权利,但国民党毕竟未能彻底铲除此前的改革成果,司法基本仍然独立于党的统治之外,公民的人权得到了一定保护。国家沿用了过去的“工商立国”方针,社会富裕度增加了。凡此种种,使得新型官僚集团的腐败不再采取过去的野蛮原始的“合法伤害”方式,而是动用其操控经济的权力化权为钱。
 

因为这些特点,这种社会可以名之为“初阶现代开明官僚社会”。这儿的“现代”,指的是从苏联进口的现代驭民术。所谓“初阶”,指的是对人民与资源的控制极不彻底。而所谓“开明”,指的是公民的权利仍然有极大残留,国民政府未能实现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梦想(他称为“民生主义”),民间工商业并未遭到政府的系统摧残。然而,因为国党官僚掌握的权力的范围远远超过了传统官僚,也因为工商业创造的财富要远远高于农业,新型官僚社会的腐败速率要远远高于大清。大清花了二百多年才达到的境界,国民党花了20多年就达到了。
 

哪怕是在统治全国之前,国民党也不如大清。过去林思云曾讥笑“那个留辫子,抽大烟的满清”,以此证明民国取代大清的伟大意义。他不知道,禁烟是晚清新政推出的国策之一。1906年,清廷明令禁止吸鸦片、开烟铺或进口鸦片,命令有烟瘾的官员于6个月内戒断,并计划在十年内在全国禁绝罂粟种植。朝廷并令外务部与英国使臣交涉减少鸦片进口 ,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配合,派员考察了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6个鸦片生产大省的罂粟种植与鸦片产量。其呈送英国外交部的调查报告披露:“山西实际上已完全停止了罂粟种植,陕西罂粟种植减少大约30%,甘肃种植减少不到25%”,“云南全省自从采取禁烟措施后种植减少大约75%”,贵州的“鸦片种植已减少70%”。
 

这可是英国佬的考察报告,禁烟对他们的鸦片出口业是巨大打击。此前他们承诺减少鸦片出口,其前提就是中国必须有效禁烟,因此他们绝不会替中国编造政绩。然而此时连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是欧洲国家也做不到这个地步:“中国办理此事,毅然断然,绝无疑虑,诚出意料之外,盖欧洲各国行政得宜,而有权决行者,亦恐未能若是之勇果。”
 

然而辛亥之后,各省军阀立即在境内大种鸦片,作为军费来源,孙中山就是带头羊。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坦承,宋子文曾在广东“简直是不顾一切的‘横征暴敛’”,“竭泽而渔”,“把老百姓搞得太苦了”,军饷的主要来源竟然是鸦片税和赌博税, “这种制度实在是秕政害民,迹近荒唐”。
 

第三次社会制度转型则是毛共建立的高阶现代野蛮官僚社会。这儿的“现代”与上文同义。所谓“高阶”,指的是官僚集团对人民与资源的控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超饱和程度。所有的物质与精神资源都被新型官僚集团强占了,人民彻底丧失了一切权利与生产资料。士绅集团乃至一切民间社会都被彻底扫荡,社会实行了原子化,每个人都被编织入精密的组织网络中,处于官僚集团严密的全天候控制下。几亿人的食管统统被党官僚捏住,悉数化为离开官有制就要饿死的奴隶。官僚集团更实行野蛮治国,严禁人民发财致富,无穷无尽的人整人化作了全民新的生活方式。
 

即使没有历次政治运动与大饥荒,这种社会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奴隶社会,哪是唐德刚说的什么“传统帝制的回光返照”?这次社会转型乃是史无前例的大倒退,哪来什么 “毛泽东生前当国,前后凡二十八年(1949-1976),从完全正确,到完全错误”之说?正确在哪里?难道“在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共虽杀人如麻,但是治乱国用重典,一时居然也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境界。加以物价稳定,社会平安,虽粗茶淡饭的清教徒生活,人民也甘之如饴矣”,竟可以算成是“正确”,而且还是“完全”的?
 

第四次社会制度转型则是邓小平建立的高阶现代开明官僚社会。说它“开明”,乃是相对于前一阶段而言的。这次社会制度转型,实质上是从苏俄式极权社会进化到了纳粹式极权社会,主要的进步表现在官僚集团放松了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在极大程度上放弃了对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压迫,将发财致富的权利部份地归还给人民,从而使得生产力发生了大跃进,造出了举世无双的经济奇迹。社会极大地富裕了,人民生活也得到极大改善。
 

此外,部份私有化造出的多元化经济,使得相当大比例的人民解脱了对官有制的人身依附,官僚集团失去了过去那种对人民的全面控制。权力开始从政界向商界扩散,社会已经基本脱去了过去的奴隶社会特色。官僚集团从过去的主动出击,去积极地无端迫害人民,逐渐进化为如今的“维稳”防御,满足于消极的监测与防范民间异动。因此,相对于毛时代,新时代的官僚社会算得上是个天翻地覆的社会进步。但其社会结构的合理性仍然远不及纳粹,比起民国来就更不用说了。盖纳粹是“党管经济”而非“党有经济”,而中国今日的经济不但是党管,而且相当大成份仍属党有。因此,共党官僚掌握的权力仍然远远超过了纳粹官僚。
 

因为操控经济的权力仍捏在官僚手中,而公民并无起码的政治权利与之相抗,此期的鲜明特点,是经济上的不公取代了过去的政治上的不公。权钱转化变成了新社会的最直观、最鲜明、最普遍的现象。这现象教育了人民,使得每个人都意识到权力才是最值钱的硬通货,从而去钻头觅缝地开发利用自家拥有的权力资源,将之化为金钱,由此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民腐败的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权钱转化首次成了全民生活方式。当然,比起毛时代的人整人的全民生活方式来,新时代的人讹人要人道仁厚到不可胜计。
 

由上论述可知,妨碍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是把持了巨大权力的官僚阶层。晚清新政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不幸却被辛亥革命断送了,由此引出了中国在近现代史上的逆转型——每个新建的社会的官僚集团的数量都比前一个更庞大,权力更充分,以毛时代为珠穆朗玛峰。只有到了后毛时代,官僚集团的权力才有所弱化,公民自由度才有所增加。但与前毛时代相比,它仍然是喜马拉雅山。之所以发生这种逆转型,原因很简单:暴力革命的实质,是朝野双方比赛其集权程度以及对人民和资源的操控力。革命党既能胜出,当然只可能是它的集权程度与控制人民与资源的能力超出了旧统治者。过往百年中川流不息的革命,构成了最佳的逆向淘汰机制,造出了一个比一个更强大的权力集团,反复强化了中国社会的官僚特色,使得它的腐败速度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广,社会也越来越失去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能力。

中国缘何倒退百年?(五)    时间: 29 11 2011 14:21作者:芦笛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

六、 “历史的必然性”
 


上述逆转型是不是“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有没有必然性?窃以为,中国之所以出现大倒退,当然有许多偶然因素,但同样也有唐德刚所谓Historical Causation。
 

胡平同志的一个观点是,辛亥革命之所以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最后使得中国堕入万劫不复,其实是偶然因素使然。后来的一系列灾难都是老毛子带来的,而苏俄的出现完全是一种偶然。如果布尔什维克党人不上台,孙中山也就不可能“以俄为师”。那么,虽然辛亥革命引发了乱局,但假以时日,国家仍然会慢慢复归太平,走上民主自由的大道。辛亥革命爆发时,十月革命尚未发生,革命党人当然不可能预知后事。用后来发生的偶然灾难去指责先贤是不公平的,更不能由此得出一般性的结论,否定所有的暴力革命。
 

必须声明,这是老胡在《明镜》主办的史学研讨会上的发言。我并未作记录,全靠记忆转述。若有误解之处,由本人负责。
 

窃以为,老胡这一观点颇有道理:没有苏俄向中国输出国民革命与共产革命,毛泽东当然也就不可能在中国造出人间地狱。只是他忘记了问自己:如果没有辛亥革命,精英们一心一意地配合朝廷改革旧制度,奋发图强,以和平改良的方式将中国建设为统一的强大的国家,苏俄还能趁南北分裂,肆无忌惮地在南方公开扶植代理人,颠覆北洋政府么?“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是古训。若不是辛亥引发国家自爆,碎成七八十片,那又怎么可能鼓励赤色帝国主义来放肆侵略?苏联人首先找的是北洋政府,然而吴佩孚却断然拒绝了他们,他们才转向了孙中山,这种为赤色帝国主义侵略大开方便之门的一国N公的烂局面,与辛亥革命有无相干哪?若是孙文不趁乱世在广东割据称雄,老毛子又怎么能找到下蛆的缝?
 

而且,若是把所有的灾难都赖在老毛子头上,认为苏维埃制度是外人强加到中国头上的,是俄奴党武力征服的结果,咱们只是被动的受害人,并不曾自觉或不自觉地与老毛子里应外合,只怕说不过去。在《野蛮的俄罗斯》中,我指出: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异同,似乎集中代表了中俄两国民族心态、性格与智力的异同。读者不难从本书中看出两国民族的相似性——都奉行集体主义价值观,都盼望强人的家长式领导,都驯顺服从权威,都喜欢一元化,讨厌多元化,把前者看成是国泰民安的和谐态,把后者当成动乱和威胁;两国人民都没有权利意识,都不觉得个人自由是人生必需品,是如同布帛菽粟那样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更严重的是,两国人民都缺乏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情怀,都不把人命当回事,认定为了国家富强,付出一部份人民的生命是天然合理的。这就是从异国舶来的邪恶理论何以能迅速俘获浅薄的中国知青们,而他们引入的邪恶制度又为何能在中国的土壤中发芽开花结果,百倍强化放大了原有的民族弊病,改塑了国民心态、性格与思维方式,锻造出与新制度完美匹配的新国民,使得那邪恶制度获得了相当顽强的生命力,至今尚无望自行萎谢。”
 

我认为这说的完全是事实。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民主制度与苏维埃制度在中国比赛感召力与生命力的竞争史。同为外来移植物,民主制度想在中国存活无比困难,而苏维埃制度则落地生根,这说明本土有着适合后者生长的良好气候与丰肥土壤。的确,国人至今也不懂多少民主理论,而对马列毛谬说却一拍即合。就连那些出国几十年的民运人士,有许多其实仍是毛共余孽,连老芦的几十万字哼哼教导都无法使之醒悟。这种种怪现状,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咱们的文化传统中确有与外来邪教心有灵犀一点通之处?
 

前引孙文语录已说明,他发动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以剥夺人民自由换取国家的富强。不能不承认,这代表着当时中国绝大部份(如果不是全体的话)识字分子的心声,也是神州鼎革之际,中共获得大部份精英竭诚拥护的基本原因。当时的识字分子普遍认为,比起国家的强大来,个人自由与幸福犹如草芥,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弃之如敝屣。即使是今天国内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否定毛泽东的内政举措的同时,仍要“客观公正地”肯定他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使得中国首次成了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唐德刚认为毛共上台“完全正确”,其实也就是基于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
 

这些同志不知道或是不愿意承认,即使是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也是反动的,因为恰是它造出了国家分裂。我在旧作中指出,晚清新政实行了两个重大社会改革:对内,将中式官僚社会改造为西式阶级社会;对外,将中式“天朝”(country)改造为西式民族国家(nation)。在这两方面,清廷都取得了可喜进步,却被革命乱党腰斩了。
 

尽管梁启超早就预见到革命必然导致中华帝国瓦解,蒙、藏、疆都会分离出去,然而革命乱党头子却出于狭隘的种族主义仇恨,悍然置国脉民命于不顾,坚持发动“种族革命”、“排满革命”。章太炎明确说明:革命只是为了排满,与制度改革和救民无关——“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 汪精卫则主张为了排满,必须反对宪政:“如果变革失败,充分说明清政府的欺骗性;如果立宪成功,无非意味着汉人还要继续受到满人的压迫和统治。所以无论立宪成功与否作为汉人都应该竭力反对。”
 

如此昏聩悖谬、视国脉民命如儿戏的毫不负责的煽情号召,若是在一个国民心智健全的国家提出来,则绝对只会意味着乱党的政治自杀。然而在那个弱智之邦,它的感召力却远远胜过梁启超的理性说服。哪怕是在满清逊位百年后的今天,按说旧怨早该消散无遗,然而大批土法西斯们仍让其狭隘的种族仇恨压倒对全民福祉的考量,认定仇满排满的“种族革命”就是“正义”的,何况是在当年?于是愚昧绝伦的精英们不顾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以革命止瓜分”的“攘外必先乱内”的金光大道,使得中华帝国就此土崩瓦解,彻底丧失了国防能力,最终诱发了俄国与日本的大规模侵略,导致中国在外交方面发生了以下转型:
 

既无对外主权意识又无完整的对内主权的古老天朝(晚清以前)——有对外主权意识、并开始强化对藩属国的主权的正在成形的民族国家(晚清)——有对外主权意识、但毫无对内主权的未遂民族国家(北洋)——有对外主权意识、并开始恢复对内主权的再度成形的民族国家(国府)——毫无对外主权意识、但具有空前强大的对内主权的非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革命的最终结果,就是使晚清开始成形的民族国家变成一个“以小民为敌国”、国家权力基本用于维护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向镇压型国家。它当然强大,可惜那强大的国力只用于对付自己人,外交政策又回到了晚清改革以前只顾“国体”(朝廷的面子)、不要利权的老路上去:毛泽东、周恩来对几乎一切邻国拱手相让万里河山,江泽民出让唐努乌梁海、胡锦涛出让东海、南海以及其下的油气资源。当局可以籍仗强大的镇压力无视民意任意卖国,这种空前强大的国力,对国家民族是福还是祸?
 

胡平同志可能要说,如果没有老毛子肆无忌惮的颠覆,那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变化,假以时日,中国自然会成长为西式民族国家。我的回答是:没有老毛子,中共当然不可能诞生,遑论上台,当然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就不会以山寨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取代“罪恶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向鸦片战争前的天朝传统回归。但没有老毛子,国民党同样也不可能上台,中国就只可能陷在军阀混战中不能自拔,于是早就被沙俄(既然布党不上台,它也就不会消失了吧?)和日本无情瓜分了。
 

此乃可以准确预言的必然结果,是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historical causation共同决定的。政治学基本原理决定,骤然出现的权力真空必然要导致社会动乱,而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了只有据说是身负“天命”的皇帝才能整合全国。当帝王制度被废除之后,“人人皆可当总统”的肤浅“民权观”取代了天命论,在武夫中得到了极大普及,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无休止的军队裂变,而国人无比顽固执着的大一统情结又绝不容许“联省自治”的梦想成真。于是各地军阀便必然要陷入“武力统一野心”与“军队不断裂变”的矛盾之中。谁都想不断扩军去统一中国,可谁也没本事防止自家武力壮大到一定程度后就必然要发生的裂变。于是谁都想发动战争统一全国,但谁都无法壮大到可以吃掉所有对手。这结果就是永无休止的战乱。若不是国民党从苏俄学来点“以党领军”的皮毛,则蒋介石根本也就没能耐在名义上统一全国。
 

中国陷入无法终止的内乱不要紧,只是强邻窥伺在侧。当时万恶美帝还没能变成国际警察,世界仍然处于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时代中,有谁会出来制止沙俄和日本的侵略?就连对中国历来持友好态度的美国都腻透了中国无休止的战乱。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英美都颇有些人认为,既然中国人没有本事管理自己的国家,不如让日本人去代管算了。老美尚且如此,而况其他列强乎?因此,在当时那种国际大气候之下,沙俄和日本瓜分中国完全是“顺天应人,吊民伐罪”。虽然我痛恨日本人仅次于老毛子,但还是不得不承认伪满洲国的这张宣传画说的完全是事实:
 

所以,辛亥革命必然导致灾难是可以预期的,也被梁任公预见到了。无论有无苏俄输出革命,它都只会导致灾难:区别只在于程度不同。即使没有苏俄,中国也只会因长期内战脱阳,被日俄两国瓜分,虽不至于堕入极权制度地狱,但也毫无可能走上民主大道。而在苏俄问世后,辛亥造成的国家碎片化则使得赤色帝国主义有可能放胆颠覆中国,大批精英更里应外合,在毛子指挥下,先后发动了国民革命与共党革命,最后甚至竭诚拥戴我党创建了史无前例的奴隶社会。这些烂事丑事之所以发生,我看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民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大一统情结、极不成熟的心智与冲动狂躁的性格使然。不幸的是,民族的性格/心智与行为互为因果:国民愚昧躁狂导致革命,革命败坏国民的心智,加剧其躁狂。这正反馈过程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于是我们最终才有了全民奋勇投身参加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中国缘何倒退百年?(六)    时间: 02 12 2011 11:06作者:芦笛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

七、 唯物史观有无道理?
 


本区网友似乎颇有赞同唯物史观者,认为社会上层建筑确实由生产力决定。在生产力低下的人类社会早期,实行专制独裁确有其优越性。但等生产力发达到一定程度,百姓解决了生存问题后,就自然而然会产生自由的要求,因此,从长远看来,民主社会一定会实现。
 

对这个问题我在青年时代就作过思索,几十年后上网,在旧作中多次说过思考心得,这里再稍微完整地介绍一下。
 

据我模糊记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可以分解为两个基本假定:
 

1) 人类社会生产力总是要不断地无限地向前发展。在马克思,生产力相当于牛顿力学里的“第一推动力”,对其发生原因毫无解释。
 

2)这“社会科学”里的“第一推动力”决定一切,决定了相应的生产关系以及社会上层建筑,包括社会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等。因此,后者也要随前者不断发展。
 

对第一条假定,我当年的感觉是:
 

1)生产力不是第一推动力,私欲才是第一推动力。马克思连这都看不见,竟然颠倒因果关系,把私有制的出现当成是私欲的发生原因而不是结果,以致昏乱到相信人类可以废除私有制。其实私欲是根本不可能破除的,因为那是物种的存在前提。既然如此,那私有制当然也就不可能废除,否则生产力就会失去发展动力,令社会陷于困顿与匮乏之中。这就是我在70年代最强烈的感受。
 

2)生产力未必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也未必会不断进步。马克思这“一般规律”是通过回溯欧洲发展史发现的,可欧洲恰恰是例外而非常态。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的土著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上就停滞不前。只是开始出现停滞的水平与停滞的方式不同而已,或是在低水平即出现停滞,并呈简单凝固态(如非洲、大洋洲、美洲土著),或如中国那样,在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再以循环方式限制其最高水平。欧洲之所以成为例外,是各种因素使得它处在一个开放系统中,尤其是列国林立、争战不休为其文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刺激力(参见拙著《中国为什么没有大思想家》)。
 

对第二条假定,我的感觉是:
 

1) 经济基础当然会影响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唐德刚译为“意缔牢结”,ideology,完全是蓄意误导读者去望文生义,让他们以为那是“情结”之类),但仅仅是影响因素之一。社会形态是一个多元函数而非单元函数,除了经济外,还受自然资源、地理、气候、政治制度、历史、宗教、人文传统等等多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孰轻孰重,很难作出统一的标准的判断。例如非洲和大洋洲的土著一直停留在原始状态,似乎是热带的优越自然条件使得生存相当容易造成的,然而这却不能解释生活在气候相当酷烈的北美大陆的印第安人何以停滞不前,他们连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车轮都未能作出。
 

2) 对于文明进化到一定程度(亦即脱离了非、澳、美等洲的原始水平)的社会来说,社会制度与“意缔牢结”对生产力的影响作用,似乎比生产力对它们的影响作用大得多。例如中国之所以循环千年而无寸进,完全是社会制度与“意缔牢结”对生产力的强大的制度性压迫与严格的思想管制使然。在中国,不是经济决定制度,而是思想决定制度,制度又决定经济。传统社会不必说,改革开放前后的情形就是最新例证。类似地,宗教也对社会起到极大的模塑作用。南亚佛国人民性格和平,清心寡欲,随遇而安,知足常乐,与中东回回完全是两回事。印度和巴基斯坦原来同属英属印度帝国,受过同一外来的 “训政”。在这对绝佳的社会实验对照组中,唯一不同的因素似乎就只有宗教,但分治后走的路完全不一样,提示社会制度确实受宗教影响。即使是在基督教国家中,新旧教国家的发达水平也可以截然不同,南北美就是绝佳对照。
 

3) 马克思没有考虑到系统间的相互作用,甚至没有说明他研究的对象到底是处在一个孤立系统里,还是处在一个与其他系统发生互动的开放系统中,因而完全忽略了不同文明间的互动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其实,如中国经验表明的,在海禁初开后,外来文明的冲击对本土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远远超过了系统内生的原动力。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屁话,屁就屁在那个“唯”字上,它生动显示了马克思的隧道眼与直线脑。生产力水平当然会影响社会制度,我自己就曾写过文章,说早期人类为了在险恶的生存条件下活下去,必须实行专制制度,但这并不等于经济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更不意味着一个封闭社会的生产力会自动地无限发展。
 

事实上,世界历史提示,有如说抽象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不如说欧洲的文明输出是其他洲的文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其他五大洲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发展,基本是由欧洲的文明扩张驱动的,其发展速度与水平取决于本土文明的惰性与抵抗力。一部世界近现代史,就是欧化史。要看到这一点,只需如我在旧作中说过的:
 

“只消睁开双眼,随便到中国的哪个小县城里看一眼就行了。只要看看哪儿没有洋楼,哪家没有‘三大件’,哪儿还有人穿着麻布或丝绸织的峨冠博带、揖让如仪、肥马轻裘地在街上走,哪儿还有私塾在教‘破题’‘承题’‘起讲’,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得承认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西风压倒东风。咱们有四大发明,人家有四万大发明。‘东风无力百花残’,传统文明之残露早被西方文明之烈日无情蒸干,只留下《易经》、风水、特异功能那些煨不烂,炖不熟,狗不理,猪不闻的好货色。甚至就连弘扬这些国故,咱们靠的也不是祖传的雕版印刷术,更不必说维护国威全得仗鬼佬发明的‘两弹一星一艇’。”
 

这说的还只是西洋文明带来的“物质文明”变化。其实,西洋带来的新观念,才是驱动其他地区发生社会变化的最主要的动力。落后地区是否能发生实质性的社会制度变化,变化速率如何,取决于土著民族吸收消化西洋观念的能力。善于学习者如日本,在短期内即能按照西方模式改造自家的社会;不善于学习、又不狂妄自大者(如非洲多数国家)则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原状;不善于学习而又为进攻性自卑情结所苦者(如俄国和中国),则干脆发生负变化,亦即以先进的西洋手段改造原有的腐恶制度,使得它更加强大。由此可见,在这些国家中,决定社会发展路径的,完全是外来观念与本国文化传统互动的结果,与马克思的机械的“唯物史观”描述的完全是两回事。
 

为了维系民族虚荣心,唐德刚以“现代化”来偷换“西化”一语,提出毫无依据的“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规律”,好像没有欧洲文明冲击中国也会发展似的,完全是无视世界历史与本国历史的意淫——请问非洲黑人、毛利人、印第安人等等是否也有他们各自的“长江三峡”,是否也会自然启动其各自的“现代化”进程?看看今天那些地方的土著的现状,人们就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不断扩张的欧洲文明,则今日非洲、美洲、大洋洲当仍然处在蛮荒状态,中国也只会处在永恒的循环态中,转得不亦乐乎。而老芦作为少年进士出身的致仕乡宦,早就娶了≥5个老婆,正准备如“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的康有为一般,在70岁还娶个18岁的小妾。
 

不管怎样,反正搭帮鬼佬,咱们总算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了。那么,随着生活的极大富裕,咱们会不会如同鬼子一般,“衣食足而知权利”?
 

我看只怕是“财主家的闺女——难说”(这儿的“说”是“说亲”的意思)。当年欧洲各国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为何英国早在其他国家之前就走上民主道路?后来德国的生产力与科技水平都超过了英国,魏玛共和国为何还会恶变为纳粹政权?如今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恐怕要远远超过百年前的美国吧,咱们有他们的权利意识么?
 

有了权利观念又如何?民主是绅士的游戏,不是无赖的游戏。百姓若只有权利观念,没有责任观念、契约精神、妥协精神与双赢观念,就只能是刁民而不是公民。如果全民都以欺骗他人、规避契约责任为大智慧,这文明的游戏又如何玩得起来?
 

民初的先例早就放在那里了。民国实验之所以流产,祸根早就埋下了。孙大炮当上临时大总统后,根本就不想让位给袁世凯。但南京临时政府没钱发饷,招来的烂兵分分钟要哗变。他再也撑不下去,只好千方百计想把满洲租借给日本人,由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还以上海招商局为抵押,向他们借钱打内战(这就是那卖国老妓的终身专业)。在与日本三井物产职员森恪的密谈中,他告诉森恪:
 

“近日,革命政府财政穷乏已达极点,供给军队之财源几无,几达破产之地步,若数日内无法获得救燃眉危机之资金,或解散军队,或解散政府,命运当此。此时,余等若数日不露面,恐谣言四起,谓余等逃走矣。鉴于上述现状,旧历年前后不拘何种手段,亦要筹足维持军队之费用。汉冶萍断然实行日华合办,以筹五百万元,以招商局为担保借款一千万元等举,皆因此故也。虽费如此工夫,但此类交涉荏苒不决故不得已又考虑出:先与袁世凯定和议,以抑天下之乱,而后徐筹军资,以图再起,以武力扫平北京重建天下之方针。近日与北方频繁交涉议和协定,与袁之谈判亦渐成熟,双方条件大体一致,而今只待南方之决心,南北即可休战,而余等至今仍对解决财源问题存一线之希望,若有幸可能解决防止军队离乱之足够资金,余等可将对袁和谈延至年后,再筹资金,而后排除袁氏,按当初之计划以兵力彻底扫除南北异己分子,建立共和政体,绝他日内争之根。虽然如此,时至今日,仍无获得金钱之望,倘不幸在此五日内即九日以前、旧历年末前无法获得预定一千五百万元之借款,则万事休矣。革命政府倒台之前,可先法制人达成南北和议,将政权让于袁世凯,而政权一旦移于袁氏之手,今后难发突变,亦几乎无望履行与日本之密约也。”
 

他说得清清楚楚:南北议和只是“以抑天下之乱”的缓兵之计,为的是“徐筹军资,以图再起,以武力扫平北京重建天下”。只是后来消息走漏,英国向日本提出抗议,日本人不敢独自违反列强一致决定采取的中立立场,又觉得满洲已在囊中,不必再花钱,所以没有借钱给他,加之国内舆情大哗,孙文只好悻悻作罢,被迫让位给老袁。但他根本就不死心,仍在梦想“发突变”,“以兵力彻底扫除南北异己分子”,因此一直在密谋倒袁。那秘密活动早在宋教仁案发生前就开始了,这是他的顾问端纳在私人通讯中披露的。所以,宋教仁死于非命,孙中山的嫌疑确实非常大。所谓“二次革命”蓄谋已久,宋教仁案不过是个借口。就算宋不是他杀的,“二次革命”也绝对是践踏最起码的法律程序的犯罪行为。
 

“护法战争”的烂事更是烂得出奇。段祺瑞赶走辨帅张勋、“再造共和”后,拒绝召集已被黎元洪解散的国会。孙文竟然以此为借口,号召“护法”,如列宁一般,拿着德国人给的巨款贿买议员,南下广州,召开非法国会,两次成立伪政府,先后自任“大元帅”与“非常(法)大总统”,悍然分裂祖国,打响了南北战争的第一枪。可笑的是,既然要以“护法”为名,那起码得按《临时约法》办事吧?可《临时约法》上有哪一条提到过“军政府”、“大元帅”与“非常大总统”?而且,该约法规定的是责任内阁制,总统完全是虚君,行使行政权的是内阁,可“护法军政府”与“中华民国正式政府”的责任内阁与总理在哪里?如此丝毫不讲起码的文明规矩、说一套做一套、甚至以暗杀除去政敌的低级流氓,竟然至今仍被大批海内外华人包括所谓民运人士奉为“民主男神”,您说国人的普遍公民觉悟有多低?中国要实现民主化,我看起码得等到大多数精英的认识提高到知道唾弃孙中山那天。
 

所以,光是生活水平的改善,看来并不能使人民自动获得现代公民觉悟,这些知识必须从外面灌输进去。换言之,“训政”还是必要的。所谓“训政”,就是培育出全民的权利意识、妥协意识与高度的守法精神。
 

可就连在这个问题上,先辈们也是南辕北辙。辛亥以来川流不息的革命,搞的恰恰是“野蛮其精神”的“反训政”。我已经在旧作中说过了,最佳的“训政”方式,是君主立宪制,亦即利用中国的千年传统,藉助“王法”的权威,建立百姓的现代守法观念。辜鸿铭就看到了这一点,当年他说,你要是跟老百姓说,这是法律,百姓根本不当回事;可你要是说:这是“王法”,他们立即就凛遵无违。所以,晚清新政,实在是“训政”的最佳手段,而且在短期内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新政推行了不过十年,精英们的权利意识与法治觉悟便陡然上了个大台阶。上引秋瑾遇害后各地报刊的责难,就充分显示了作者们的权利意识与法治观念:
 

“此次之党狱,政府官吏之对于我人民,可谓侵削生命权之甚矣。欲杀则杀,欲捕则捕,欲搜查则搜查。不必有证,不必有供,不必按律。匿帖可信,罪名可诬。一切敲诈之事,乘此而大起。人有旦夕之恐,士无一线之安。行旅不得自由,居处不得自由,书信不得自由,一切营业不得自由。世界普通所有之人权,大概尽为所侵削,而复日处生命危险之地位。”
 

今人读之,实不敢相信如此之高的文明觉悟,竟会为百年前的古人所有。本人也算是我那代人中的先知先觉者吧,可直到1970年,我才初次萌生了最原始的人权观念,悟出“即使是公检法机关,也无权任意抓人打人”。即使是今日,又有多少识字分子能有上述作者的觉悟?由此可见,在过往百年中,公民的觉悟倒退是何等惊人。
 

又如这一段:
 

“浙省之秋瑾与大通学堂,姑无论是否果为徐党;就令确为徐党,亦不过在预备阴谋之列。以常事犯论之,只有预备阴谋、未至措手实行者无罪,所谓只问行为、不问意思,刑法无诛意之条,与道德宗教判然殊也。以国事犯论之,预备者比措手实行者减一等,若阴谋未至预备者减二等,此文明国对于国事犯之办法也。”
 

其中“刑法无诛意之条,与道德宗教判然殊也”的基本原则,毛时代不必说,现代国人中又有几人知道?《明镜》发表了对老芦的采访录后,高伐林先生的一位年长的朋友说:发出这番言论的芦笛,“十分像是一个隐形在叛逆言论后面的中宣部便衣官员”。一位在海外长年接受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竟然连百年前古人的文明觉悟都没有,岂不令人骇然?
 

人民知道以法律要求政府,政府又何尝不以此自律?无论是推行新政后的清廷,还是先总统袁公与先总理段公主持的北洋政府,一开头都还是严格按照临时约法施治的。袁世凯还特地请了两个外国法律顾问辅政。稍有偏离约法之处,立即就要招致国会抨击。只是临时约法订得实在太烂(亏唐德刚还赞为“不朽的政治文献”),缺乏可操作性,国会又沐猴而冠,毫无顾全大局的责任伦理,滥用约法授予的过分权力,以无故刁难政府为职业,这才先后逼反了袁、段,两次解散了国会。正因为国会由一群捣乱分子把持,严复才会在老袁解散国会后说,那是民国成立以来政府干的唯一一件好事。
 

今日中国能指望有如此严格守法的政府么?若说那是老毛子的偶然干扰所致,不能作为论据,那孙中山的“护法”伪政府的政治伦理又如何?只怕比共产党还烂。至少,毛泽东还不像孙文那样,不但暗杀政敌,贿买议员,毒打议员,下令炮轰督军府,而且竟然连个区区报人都要干掉(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证孙氏涉及的被暗杀者有陶成章、黄远生,孙氏涉嫌暗杀的人有宋教仁、程璧光、邓铿),更不兴出动正规军去血腥镇压公民的自卫武装——商团,甚至下令炮击并纵火焚烧平民辐辏的广州西关。若说这最后一件事是毛子的干预所致,那前面那些烂事总赖不到毛子头上去吧?这种低等流氓竟然成了规划“训政”的“国父”,那还能训出什么好家伙来?
 

妥协精神又如何?辛亥虽然从总体上来看是烂事一桩,但它仍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那就是儒教的仁厚传统还存留着,因此朝野还具有相当程度的妥协精神:摄政王服从资政院决议,解除国柄退归藩邸,“皇族内阁”也服从资政院选举结果,将政权交给新选出责任内阁,最后清廷更服从民意,情愿逊位。这些“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也倒了”,并没有困兽犹斗,如萨达姆、卡扎菲一般血战到底。此后又南北议和,避免了全面内战,左中右咸与维新,共济一堂,还真有点多元“共和”的模样。只是“孙先生生平但知目的,不问手段;但知是非,不顾利害,尤反对调和”(宋庆龄语),因为想当大总统,便与“官僚派”的“假共和”势不两立,带头破坏民主共和,多次发动武装叛乱,在窃据广东后更以武力去实现他的“真共和”。为此竟不惜投靠老毛子,以武力推倒北方的“假共和”,最终使得中华民国成了中华党国。
 

即使如此,国民党毕竟还讲究点儒家“不忍人之心”。军阀给打倒了,出洋或进租界就是,老蒋并不斩尽杀绝。他真正暗杀了的政敌,除了出道时干掉的陶成章外,也就只有唐绍仪,以及替汪精卫死的曾仲鸣。老汪就不必说了,唐绍仪据说是军统报告准备投日,他才下令“制裁”的。除此之外,哪怕是连对全民族犯下大罪的张学良,他都放过了。最结棍的还是,李宗仁终生反蒋,老蒋非但没有如同老毛那样无情整肃之,在抗战期间还让他作独当一面的军政长官。三大战役后,中央军悉数被歼,李宗仁白崇禧此前保存了实力,此时见老蒋输光当尽,竟然去与共军勾结,密谋联合夹击老蒋。幸亏老蒋见机主动“引退”,这才避免了南京政府更迅速的垮杆。饶是如此,白崇禧后来到台湾去,老蒋虽将其投闲置散,却也未报复。
 

这些事,在共党中国能想象么?如今“从政”完全成了“不道德”的同义语,国人完全没有了“政治家必须遵守政治伦理”的起码文明观念,跟老毛一样,对尼克松为何会因水门事件下台而大惑不解。“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成了英雄气概。政界乃至商界许多人崇拜毛泽东,就是因为他敢于并善于不按规矩出牌。漫说是国内,就连在剑桥的中国留学生选举个什么“学联主席”,那女主席(Chairwoman)显示出来的不择手段、斩尽杀绝、毫无廉耻自爱的英雌气概,也不禁令人遥想润之当年。
 

国民的文明觉悟、道德修养为何会在过往百年中发生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倒退?咱们当然可以赖在老毛子头上。但问题还是那个:为何共产党能上台?我早在旧作中反复解释过了,暴力革命本身就是最强大的负筛选场,专门将无恶不作的人渣选出来捧上高位。在武装夺权斗争这种恶性竞争中,心狠手辣、斩尽杀绝、背信弃义、毫无廉耻、疑神疑鬼等等最卑劣的品质反而成了强大的优势,保证了具有这些品质的烂仔胜出。老袁没有老孙厚黑,所以老袁成了窃国大盗,而老孙成了国父。老蒋没有老毛厚黑,所以老毛成了人民救星,而老蒋成了人民公敌。经过一次又一次这种“劣质大赛”,领袖集团的素质当然要一次又一次暴跌。毛共执政后以仇恨立国,将心狠手辣、斩尽杀绝吹成“坚定的革命立场”,将背信弃义、毫无廉耻捧为“机智勇敢”,将疑神疑鬼誉为“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在历史上首次将这些卑劣品质当成遴选革命接班人的标准,并通过文宣教育机器强力注入青少年心灵深处,把全民训练成了残暴狡诈的野兽。后毛共又以钱为纲,把全民化为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贪婪动物。
 

在这种情况下,让人民去玩绅士的游戏,您说是比晚清那阵更容易呢,还是更困难?一旦重开民主实验,只怕涌出来的无数今朝风流人物要让孙中山、毛泽东瞠乎其后。如果说晚清时的中国是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那么如今的中国便是皂黑染透了的绢子,要画什么新花样,只怕先得漂白才行。所以,如今的中国要实现民主化,比当年更加需要训政,这个任务可不是经济增长就能自动解决的。然而由谁来训?再是天真的白痴,也不至于指望中共那只想维护统治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团吧?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的民主化毫无希望。我已经在旧作中反复说过了,西方文明的冲击,使得中国失去了既往的最适生活方式,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主权在民”的民权观的普及,以及“天命论”的破产,使得可持续传递的专制再无可行性,导致专制政体出现“权威逐代递减”。而“人生而平等”的西式价值观的流入,也使得专制社会丧失了旧有的维稳软件,使得中共只能靠暴力镇压与经济增长来维稳。这种制度是绝无可能永久存在下去的。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确实能影响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中共的“反训政”。伴随着急剧增大的经济规模出现的,是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元化。列宁斯大林设计的极权制度,只能在部勒一元化的奴隶社会时得心应手。而如今日趋多元化的中国社会结构,使得专制政府日益丧失操控人民的能力。互联网的发明更使得共产党发明的黑幕政治运作变得日益困难。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多元化已经反映到了党内,广州“做(蛋糕)派”与重庆的“分派”的公开论战,提示那个诡秘的黑社会集团内部的政策分歧,已经无法再如过去那样死死地捂住了。不难想见,这个趋势若继续发展下去,则中共迟早要被迫摸索出一条和平解决党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的路子,起码先在党内试行西式民主。中国也就有可能如英国那样,通过贵族民主的过渡阶段,最终实现全民民主。
 

此外,工商社会的形成以及日渐扩大,也有可能让法治社会的契约精神逐渐渗透到精英阶层中,最后扩散到全社会中去。若是到最后大家终于明白,搞政治其实也就是做买卖,自己要赚钱,也得让别人赚钱,认进不认出的“零和博弈”只会两败俱伤,则妥协精神也就能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基本原则了。到了这一步,民主制度的建立也就获得了软前提。
 

由此观之,社会发展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非常复杂的问题。制度和思想能极大地影响经济基础,而经济发展也能影响思想和制度,没有什么“唯”的屁话。反动思想、反动政党与反动制度能实行“反训政”,染黑人民的灵魂,经济发展也有可能漂白之。
 

当然,从目前情况来看,“漂白”尚只是一种潜能,一种趋势,它能否最终奏效,还有待全民的耐心努力。冥冥之中并没有什么“客观规律”与“历史潮流”,事先决定了人类发展的共同途径,更没有什么“天意”保证中国一定会有个光明前途。祸福无门,惟人自招。如果大家误认为“历史潮流”保证了民主一定会在中国实现,再去效法前人蠢动蛮干一气,已经获得的社会进步仍有可能被断送。
 

因此,重要的还是吸取前人留下的惨痛教训,放弃“明天就发生奇迹”的幻想,破除“速胜论”,坚持“持久战”,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进步,将人为启蒙与自然进步结合起来,耐心地一点点去漂白被中共污染的全民的精神世界,为社会的文明化、民主化点点滴滴地营造思想意识的软前提。
 

(全文完)
 

附白:又要去戒网了,但愿这次能戒得更长些。世上最容易的就是戒烟,我一个月能戒好几次,其次就是戒网了吧。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今的通讯全靠网络,只有毅力超人者才能一面上网看信写信打电话,一面成功地回避政治论坛。


转帖注:老金的《大船何时过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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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admin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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